近日，日本新版《防卫白皮书》再次把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界定为“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”。这十二个字已经成为日本连接安全文件、军费投入、武器发展、同盟协作和海洋争议的一条政策轴线。日本政府又就中国在东海建设资源开发设施提出抗议，并连续公布中国舰艇远海航迹，东京正把外交、资源和军事监视议题纳入同一套对华安全框架。
中方舰队经日本周边多个海域航行，随后穿过对马海峡南下进入东海。日本可以通过白皮书给中国贴上长期安全标签，却很难凭借文件语言改变西太平洋和东海的力量现实。当前日本正借助对华压力推动远程打击、西南方向部署、武器出口松绑和日美同盟分工。其效果仍受海洋法、地理条件、对美依赖和中日关系约束。
十二字定性正在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总纲
“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”并不是新版白皮书首次使用。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此前多版白皮书中已沿用这一说法。新版文件中，高市政府仍将它置于防卫政策最高层级，并提出依靠综合国力以及同盟国、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应对。
日本防卫省还把修订安保三文件、调整防卫装备转移原则列入当前政策进程。对华定性由此具备持续配置预算、力量和外交资源的功能。
过去的日本政策文本往往把东海摩擦、海空活动和军力发展列为具体关切，现在则用一个长期战略概念将它们统合。中国舰艇通过宫古水道、宗谷海峡或对马海峡，日本会将其解释为中国军力跨越第一岛链、向第二岛链延伸的一部分。
中国在东海进行资源开发，也容易被置入海上态势感知、岛链防御和所谓改变现状的叙述。外交协商中的技术问题因此可能被赋予军事含义。
这种定性会压缩日本政府内部主张稳定对华关系的政策空间。改善关系的倡议，可能受到“是否削弱应对最大挑战”的审查。海上执法装备、科研活动和经济安全政策，也能获得国家安全理由的支持。日本对华政策由事件驱动转向制度驱动，政策惯性可能延续多个任期。
高市政府正在借对华压力推动军力结构重组
高市政府延续强硬定性，首先服务于日本军力的结构调整。日本防卫预算文件把防区外打击、综合防空反导、无人装备、跨域作战和西南方向防卫列为重点，改进型12式陆基反舰导弹、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进入采购和交付安排。
日本还在建设由无人机、传感器和岸基火力组成的沿海多层防御体系。此类能力已超出传统本土近距离防卫，需要更强的威胁叙事争取财政支持和社会接受。
高市主张提高日本自主防卫能力，并将日美同盟视为安全政策支柱。她领导的政府推动检视安保文件和防卫装备出口规则，准备把近几年形成的扩军方向固定下来。中国被置于最高等级的战略挑战位置，可以为发展远程导弹、扩大联合指挥、强化先岛诸岛部署提供稳定理由，也有利于东京在同美国谈判同盟分工时证明自身价值。
防卫开支上升会挤压社会保障、地方财政和经济刺激空间，远程武器与出口政策也会引发和平宪法传统下的争议。政府需要向选民说明，相关投入对应长期压力。中国海军远海训练频率增加、舰艇规模扩大，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可视化素材。日本防卫省不断发布舰艇照片和航迹图，扩军政策因而更易被公众接受。
中方国防部门认为，日本借“中国威胁”推动进攻性力量建设，扩大中远程导弹配置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，已经出现再军事化倾向。双方对同一组安全事实形成相反解释，日本以中国活动证明扩军必要，中方又以日本扩军强化海空戒备。这种相互强化机制会把防御措施不断转化为对方眼中的新压力。
东海争议和远海航行被纳入同一处置框架
高市政府就中国在东海建设资源开发设施提出抗议，东京正把尚未完成划界的资源问题公开化、安全化。日本外务省承认，中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尚未划定，但坚持以所谓日中中间线作为划界基础，并称在该线西侧确认多处中方设施。
中方主张依据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处理划界，不承认日方单方面划设的中间线，并强调相关开发位于中方管辖海域。两国法律起点不同，日本的抗议不能自动产生管辖权。东海资源争议受到日本安全部门关注，能源只是其中一项因素。固定平台具有长期存在、便于观测和支撑海上作业的特点，日本担心其未来可能与雷达、通信或海上执法体系结合。
东京又把钓鱼岛方向、西南诸岛防卫和台海周边态势放在同一张战略地图中，资源设施便容易被视为影响海空监视和前沿部署的节点。外务省交涉、防卫省监视和海上保安厅准备由此靠拢。
中国编队包括舷号103的055型驱逐舰、舷号124的052D型驱逐舰和舷号903的综合补给舰。它们曾与俄方舰艇共同活动，经冲绳与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太平洋，向日本以东和北海道方向航行，再穿过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，最后经对马海峡南下东海。补给舰的存在说明，这是一项具有持续航行和编队保障特征的远海任务。
日本称这条路线“几乎绕日本列岛一圈”，意在强调中国海军能够从多个方向活动。舰队南下东海后，并无公开证据显示东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，但日本原有的正面防卫设想受到压力。东京要同时关注西南方向、太平洋一侧、宗谷海峡和对马海峡，有限的预警、反潜和舰艇资源将面对更广的任务范围。
舰队返回东海以后，日本仍难取得单方面控制权
日本的政策调整会增强监视和远程打击能力，却难以转化为对周边海域的单方面控制。中国舰艇通过国际水道和公海海域，只要遵守相关规则，日本可以跟踪监视，不能把正常航行等同于对其主权的侵犯。日本若将所有中国舰艇活动都作为“最大挑战”的证据，容易混淆合法航行与现实威胁的界限，也会削弱其强调海洋法治的说服力。
地理和力量分布形成第二重约束。日本列岛狭长，北部、西南部和太平洋方向都需要兵力。中国海军拥有更大的舰艇规模和近岸保障纵深，日本需依靠自卫队、海上保安厅、岸基导弹和美军体系共同维持警戒。发展防区外的武器可以提高反击能力，无法消除地理压力。任务区域扩大还会带来装备妥善率、人员不足和持续部署的成本。
日美同盟也给日本设定了边界。日本扩大军力能够增加同盟中的作用，同时使其安全政策更深地受美国地区战略影响。美国希望盟友承担更多成本，也会根据全球部署调整介入强度。东京能够利用同盟提升威慑，却难以完全决定危机节奏。中日海空力量发生近距离接触后，美国是否介入、介入到何种程度，取决于事件性质和美国整体利益。
中日的经贸联系与地区治理需求还要求双方保留协商。两国需要在海上搜救、渔业、环保和危机沟通领域合作。东海划界长期未决，双方曾同意在不损害各自法律立场的条件下推进合作，说明争议仍存在外交处理空间。日本持续提高对华威胁等级，会增加谈判成本，完全关闭沟通渠道也不符合其经济与安全利益。
新版白皮书值得警惕之处，在于日本把对华竞争写进国家安全政策的长期结构，并让它支撑军事能力扩张。高市政府的东海抗议和防卫省对中国舰队航迹的密集公布，均服务于这一结构。中国需要以稳定的海空存在维护权益，同时充分说明法律立场、危机沟通和行动边界，避免日本借个别事件继续扩充对华安全叙述。
未来东海和日本周边海域的主要风险，可能更多的来自双方预警体系靠得更近、军事行动解释更趋敌意、政治决策容错空间缩小。日本可以把中国定义为最大战略挑战，中国也有能力维护正当权益。地区安全取决于双方能否保留可执行的沟通机制，并为危险接触设置清楚边界。
文 | 龙依依 媒体人 报社专栏作者
杨方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